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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藏经合集的价值

来源:互联网 发表人:怀恩网 2017-01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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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藏经,是将一切佛教典籍汇集起来编成的一部全集。起初叫作“一切经”,后来定名为“大藏经”,“藏”有“保藏”的意思。因其内容十分广泛,故称“大藏经”,又称“藏经”。其内容主要由经、律、论三部分组成,又称为“三藏经”,分别称为经藏、律藏和论藏。“经”是佛教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;“律”是佛教为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;“论”是佛教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。此外还包括印度、中国的其他有关佛教史、佛教理论研究的专著。

 

  在佛教东传两千年间,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、流通,数量日益增多,但最后汇集、编纂成“藏”的却屈指可数,国内可考的不过十余次(宋及辽金八次、元二次、明四次、清一次);国外可考的,高丽三次,日本七次。我国第一部刻本汉文大藏经《开宝藏》,是公元971年宋开宝四年刻本。此后,历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几个朝代,一千年间先后有各种官刻、私刻版本二十余种。

 

  在佛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中,佛教中大量的思想概念已经转换为中国人能够领会的语言,创造出大量沿用至今的词汇,诸如“世界、宇宙、教师、真理、实际、坚持”等。其中作为汉文音韵学的四声,已成为今天普通话的重要标准。另外,对于汉字印刷字体的演变和最终确立,历代《大藏经》的刊刻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第一部《大藏经》是由赵匡胤倡导完成的,以其年号命名为《开宝藏》,它的刊印开创了中国大型典籍汇编的先河。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,后来又有藏文、蒙文、满文版的《大藏经》的刊印。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开始刊印他们的《大藏经》。

 

 

  现在,在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次大陆,佛教原典已荡然无存。佛教一些重要典籍却借助汉文译本保存了下来,流传及作者时代历历分明,这是中国文明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。

 

  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,在中国佛教逐渐开始复兴的大背景下,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曾经有过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。从早期杨文会创设金陵刻经处,到《频伽藏》编辑出版、再到支那内学院《藏要》编辑出版,中国佛教大藏经的研究日益活跃。1930年陕西开元寺、卧龙寺《碛砂藏》被重新发现,1934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古已失传的《金藏》,新发现的古代版本大藏经,促使佛教大藏经研究达到新的高潮。当时一批著名专家学者,比如叶公绰、欧阳竟无、吕澄、周叔迦、蒋唯心等,撰写了一批品质非常高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着,奠定了大藏经研究的学术基础,也奠定了这些学者在中国佛教大藏经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。

 

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《中华大藏经(汉文版)》为标誌,当代大藏经的调查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一批学者系统地参与调查了国内收藏大藏经的状况,并撰写了一批品质较高的论文。

 

 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随着各地图书馆、博物馆、考古单位以及寺院等收藏单位对佛教古籍的系统清理,到九十年代以来,随着古籍拍卖市场的开放,大批私人收藏品得以露头,海外藏品陆续流入,发现了一批过去鲜为学界所知的大藏经,极大地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品种和数量;过去已经发现的大藏经,由于更丰富更全面的资料的发现,弥补了不少传统史料的缺失;由于新大藏的发现,纠正了一些过去错误的认识,极大地促进了大藏经及相关领域学术的研究,也为佛教大藏经研究向更深入发展提出了新课题。

 

  《中华大藏经》(汉文部分)的编辑和陆续出版,大约近十年了。从最近几年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佛教学术论着看,这部藏经的使用率似乎不高,令人有些遗憾。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,但有一点比较普遍,那就是认为它不好用,没有分段,尤其是没有标点,读起来困难,至少是麻烦。

 

  这样的议论,在编辑《中华大藏经》过程中,我就听说过。但我依旧支持它的编辑方针,即以影印《赵城金藏》为主,补以《高丽藏》和《房山石经》等八种善本逐一校勘;校勘附于影印的经文之后,至于是非讹正,不作评论。就是说,它只是在保存这套佛教丛书的历史原貌,用校勘的办法指出历代大藏经在经文上的异同。这样做的最大好处,是发挥汉文大藏经原产地的优势,使至今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刻本,与世人见面;同时也能从校勘中看到诸多善本的判别,便于研究者取舍参考。

 

 

  我曾为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作过白话翻译和注疏,用的就是《中华大藏经》本。此经二卷,上卷用的是《赵城金藏》,下卷则是《高丽藏》,皆署名安世高译。《金藏》称其为“后汉三藏”,《丽藏》作“后汉安息三藏”,其余校勘本,或作“后汉沙门”,或作“后汉安息国三藏法师”。这种称谓上的差别,反映了历代大藏经的编者对安世高其人的定位。诸藏所载该经经文自身,多有出入,仅上卷就有百余处。如底本的“喘息不欢”、“喘息欢”等文,《径山藏》和《清藏》都把“欢”改为“观”,显然是改错了。又,底本为“有三因缘,者一罪到”,所有参校本都把“者一”颠倒为“一者”,语义通顺了;然而根据前后文,只要标点合适,底本也通:“有三因缘者,一,罪到。”又,底本作“故名先数入也”;从《丽藏》至《清藏》均无“故名”的“名”,与愿意相符,我认为是对的。又,《丽藏》中有“不捐弃所思喘息自知”句,《金藏》中无,究竟哪个版本与《开宝藏》一致,很难判断。如此等等,与作为底本的《金藏》比较,所余刊本,有的对,有的错,有的均可,有的难定。我想,其它经籍也会存在此类情况,如果不对历代大藏经进行比较,是不可能发现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中华大藏经》使稀有的、国宝级的佛教文献具有了普遍的实用价值,为多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。

 

  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,是掌握第一手的文献资料。以至有学者说,如果某些学术论着是根据某些新版标点本做出来的,他是连看都不看的。他的意思是说,那些新版标点本没有权威性;根据无权威性的材料写文论事,难免走偏。我不赞成这种绝对的态度。标点方便读者,利于普及;我个人就用过标点本,感到确实好用。有些校勘和标点本,像《藏要》之类,还有极大的学术价值。但是,标点实在是一件难事,点破句是经常的事,把人、地名错当成术语,或把术语当成人、地名的都有。就此而言,我又赞同上述学者的意见。我主张,应该鼓励、宣传那些严肃、认真的点校本。因为这本身就是推动佛教学术的发展。当前的多数佛教研究者,不论何种经文,都从《大正藏》中引证,而忽视对影印版或更好的校点本的使用,我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偏向。

 

 

  编辑出版《中华大藏经》的筹划,始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。当时是作为“文化遗产”的“抢救”对象,列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计划;学部委员吕澄先生为此还拟出了一个《新编中华大藏经目录》,并引起过争论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这个计划最后流产了。现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华大藏经》(汉文部分),是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,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办,由时任所长的任继愈教授负责组织编辑的。我追忆这个过程,是想说明两个问题:

 

  第一,《中华大藏经》的编辑出版,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建设事业,是从收集和保存我国传统文化,以供今人研究和创造新文化为出发点的。这就与单纯地为满足宗教需要,当作“佛事”去做,在性质上区别开来。由此也充分肯定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传统的文化地位,关注佛教文化是全国人民的事业,改变了把佛教仅仅视为一种信仰的偏颇。

 

  第二,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《大藏经》,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,可能会有许多新的发现,新的认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佛教是第一个进入我国内地,并融入我国社会的域外宗教文化,我们的先人接受了什么,拒绝了什么,对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,都发生过什么作用,以及如何作总体的估量等等,都值得认真思考。我想,这不但有历史意义,对今天的现实,也会有借鉴的意义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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